夏德仁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政协原主席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很高兴应邀参加本届“深圳香蜜湖金融年会”，下面我根据会议的安排，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三创循环先导区”为题做一个发言，请大家指正。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历次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是“三创”互动循环的结果
回顾过去三百年的世界历史，历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本质上都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三者深度互动，良性循环的结果。
1.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创新推动了蒸汽机和纺织机械冶金技术的发展；产业创新使工厂制取代手工业工场，形成规模化、机械化大生产；金融创新催生了现代股份制公司和商业银行信贷体系兴起。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分散风险、聚集资本，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循环问题。
2.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创新推动了电力、内燃机、化学工业、电报电话的发展；产业创新促进了标准化流水线（如福特制）、大型重化工业企业工艺流程、全球供应链初现雏形；金融创新方面，投资银行崛起与华尔街繁荣，如JP摩根等投资银行通过重组并购、发行债券，为铁路、钢铁、石油等行业巨头提供巨额融资，推动了产业集中和垄断巨头的形成。金融资本开始直接塑造产业格局。
3.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启了信息时代。科技创新推动了计算机、互联网、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产业创新催生了全球IT产业生态、平台经济与互联网商业模式；金融创新则突出表现在风险投资行业和纳斯达克市场的快速崛起。风险投资（VC）提供了陪伴式、权益性的“耐心资本”，而纳斯达克为这些尚未盈利的公司提供了上市退出通道，形成了“VC发现和培育创新—资本市场放大和定价价值” 的完美闭环。硅谷的奇迹正是由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共同创造的。
4.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有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计算等领域；产业创新表现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产业、智能驾驶、生物产业等方面；金融创新的任务，则是构建更加完善、包容、高效，适应新科技产业革命需求的多元化新型金融生态体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到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正加速演进，我们期待一个划时代的“三创循环”模式出现。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互动、良性循环的机制体制，就会极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全方位调动全社会的创新资源，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转化为持续高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前开启新增长“长波周期”，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强国建设复兴伟业的百年梦想。
二、我国“三创循环”中的金融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步伐。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69%，位居世界第二。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探月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标志着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新的产业变革面前，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高铁、核电装备、5G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数字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在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绿色能源领域，中国不仅是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占全球70%。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推动下，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举世瞩目的提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应当冷静地看到，与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比，我国在新形势下的金融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过去两年来，我围绕产业创新和产业安全问题，到全国十几个省市进行了调研，沿着创新链，考察了百余家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总体感觉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最关键阶段，金融支持是“迟到”的，有的环节甚至是“缺席”的。主要表现在：
1.在自主研发向产业化和市场化转化过程中，存在一个“死亡之谷”。由于这一阶段的高风险性和高沉没成本，使得传统意义上金融资本无法介入，导致大量好的科技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导致夭折。我在调研中听到不少科研人员反映，金融部门或投资机构要么看不清这些项目的潜在价值不想投资，要么受制于传统投资评价标准和风险管理制度的束缚而不敢投资，于是“三创循环”就在一个重要环节上出现短板：金融创新。
2.在成功的科创企业融资发展过程中，国内金融资本“迟到”或“缺席”。从我国前二十大科技公司的股本结构和上市地点来看，国内金融资本存在着“迟到”与结构性“缺席”现象。比如阿里巴巴，早期投资方包括高盛，软银、富达等，百度、京东、美团在成长期主要依赖软银、红杉资本、老虎环球等海外资本。而国内金融资本多数在上市前24个月内“扎堆进入”，此时估值已抬升5-8倍，只能分享后期红利，无法陪伴技术跨越“死亡之谷”，形成典型的“迟到”。而一半以上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上市（特别是美国），说明国内资本市场基本功能还不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需要，在全球科技产业创新浪潮中处于边缘地位。
3.金融创新滞后所带来的金融资源错配。国内金融资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迟到和缺席，使国内最优秀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导致国内技术红利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估值权和定价权转移到国外，从长远角度看，这是一个涉及科技自强自立和产业安全的潜在矛盾。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大量沉淀在房地产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落后产能上，使国内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经济结构的固化剂，不能伴随科技突破和高盈利产业发展获得创新红利，其结果是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制约我国“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主要体现在科技强国、产业强国和金融强国建设上，因此金融强国建设一旦滞后，就会直接拖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三创循环”先导区的思考和建议
我国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之际，打造“三创循环”的体制机制，需要克服各种阻碍，通过深化改革对现有的金融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试点，发挥好典型示范引导作用，我认为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三创循环”的先导区或示范区：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赋予了这个区域不竭的创新活力和动力，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科技金融创新策源地和珠三角产业创新基地三者结合的独特优势，借助这一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应当成为我国“三创循环”的先导区。我有几点不成熟想法，供大家参考：
1.发挥好香港金融中心连接国际国内的特殊作用。近一两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有所上升，2024年IPO规模再度领先全球，这其实是百年变局下，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一个金融迹象。我国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多地借助香港全球融资中心地位，吸引国际资本投资内地科创产业；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科技投资中心与风险管理中心，而且为防范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带来的科技、产业和金融安全风险，我们也应更多地通过香港金融市场连接全球市场。
2.进一步强化深圳科技金融创新策源功能。要依托深圳现有的“三创循环”基础与优势，进一步增强金融体系与科技和产业体系融合度。深圳目前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VC／P E创投机构，具备高效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融资体系，形成了与传统金融截然不同的“科技+产业+金融”运作模式。要利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窗口期，更加充分地吸纳科技、产业、金融创新资源，把金融服务贯穿于“最前沿的科技研发→最有潜力的创业过程→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全过程之中，把深圳打造成以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主，服务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中心。从区域布局来看，应以前海、河套等平台为纽带，打造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的集聚区；同时，明确深交所主要服务于国内创新型中小企业、香港联交所主要服务于国际科技企业的功能分工，并通过交易制度、上市规则和监管制度的相互借鉴与优化，形成大湾区金融市场服务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力。
3.构建跨境“科技—产业—金融”生态链：支持香港高校基础研究与深圳科研工程化、珠三角产业化高效对接，并通过香港金融市场实现资本闭环，推动制度型开放试点，在大湾区先行先试知识产权跨境交易、数据跨境流动、跨境资金池等改革，推进金融标准互通、资格互认，促进人才、技术、资金高效跨境配置。
总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三创循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产业与制度优势，应当率先建成“三创循环”的全球典范，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大湾区样板，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目标做出大湾区的贡献。
最后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